吴惠平：德国面临结构性“领导困境”

近日，德国总理默茨与欧洲其他18国领导人联合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推进“系统性彻底改革”，全面提升欧洲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有分析认为，德国正在从注重跟随政策转向积极要求政策改革。事实上，自5月上任以来，默茨领导的德国新政府就表现出希望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领导责任。然而，德国面临结构性“领导困境”。面对俄乌冲突的重大影响和欧洲欧美关系的变化，默茨致力于推动欧洲的领导力，努力凸显自身外交政策特色，积极奔赴欧洲国家和欧盟、北约、G7总结等重要场合。为了为表达强硬的外交政策立场，默茨牢牢掌握外交领导权，打破了自1966年以来总理和外交部长分属于不同政党的传统，任命一名与党派关系密切的人士担任外交部长。解决地区安全危机是默茨政府塑造欧洲安全秩序的重要一步。联盟协议明确表明了全力支持乌克兰的立场。美俄峰会前后，默茨积极与欧洲盟国、欧盟、北约机构紧密协调立场，邀请泽连斯基赴德国参加欧洲协调会议，并陪同英、法、意、欧盟、北约领导人访美开会，力争推动欧洲“坐到谈判桌前”并获得发言权。 默茨政府看到了长期独立于美国的重要性并正在努力鼓励成员国深化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欧盟层面，德国政府正致力于强化北约欧洲支柱，支持欧洲8000亿欧元重整军备计划并加大军备投资，加强各国在联合研发、军事采购等方面的军事装备合作，推动建立一支拥有独立军工的独立欧洲军队。在双边层面，德国和法国实施了各种联合武器项目。德国和英国还于今年7月签署了历史性友好协议，深化高端国防装备领域合作。在国内层面，默茨政府誓言要建立“欧盟最强大的常规军队”。于是，新政府制定了军备开支占GDP 5%的目标，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逐步恢复兵役制度。但由于其特殊的历史经历，德国在二战后进入了福利国家和文明国家建设的道路。它在军事头脑上的缺陷无疑是其在欧洲领导地位的主要障碍。此外，欧盟理事会多数席位的双重机器人机制限制了德国领导力的展示。欧洲理事会还对外交、安全等原则问题实行一票否决制度。能否推动欧盟的政治议程，仍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合作。德国需要鼓励成员国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此外，在金融、安全、移民等具体政策领域，德国与欧洲也有不同的利益。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通常转向内向的背景下，默茨政府还必须平衡德国利益和欧洲整体利益。欧洲。在好处之间进行选择。这种冲突主要集中在财政领域。德国虽然支持北约成员国增加军备开支，但反对仍然单独发行“欧洲债券”，尚未想到共同提高欧洲国家的债务。此外，默茨政府反对欧盟委员会的欧盟预算计划、反对欧盟监管的强势趋势、继续制定申根协议、打压边境人员的管控，这些都体现了德国政府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政治因素对梅尔茨政府的领导造成现实障碍：一是两个执政党基础不稳，在联邦议院仅拥有13个席位，微弱多数。两党综合支持率徘徊在40%左右，而法国选择党的影响力持续不减；其次，冲突仍在持续执政联盟内的cts。尽管希盟上任不到半年，但两党在协调移民政策、推动福利国家改革、任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等国内问题上持续发生冲突。第三，国内公众立场制约了政府的野心。尽管大多数人支持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但一旦归结为具体问题，它仍然可能与政府计划发生冲突。例如，超过一半的公众反对派联邦国防军参与地面部队并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此外，主要政党内部也存在反对的声音。德国无法以强硬立场主导相关议程，只能改变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角色。欧洲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无疑是德国领导力和影响力的试金石。胚芽面对欧美贸易战、地缘政治挑战和地区安全危机的危险，任何国家都必须为欧洲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德国领导层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梅尔茨政府能否继续巩固实力和资源基础，正常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带领德国从经济崩溃中恢复过来，成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 （作者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